Thursday, March 09, 2006
俄狄浦斯情结 (old)
在我看来,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悲剧在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都不会失去其日久弥新的意义,那凸显出来的宏伟、妥帖、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思想、精神和自然的协调、纯真而有力的关照的特质在林总繁多的现代艺术中仍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Oidipous)双目失明的登场成为人类普遍意义的悲剧性的象征,千年来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Brahms暮年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并写下了第四交响曲。我从不怀疑这部恢弘壮大的交响曲中庄严的悲剧色彩。尤其是末乐章,这个拥有32个变奏的恰空舞曲由拙朴虬劲的 8个小节的THOROUGHBASS开始,衍生幻灭至尾,惟有浩浩汤汤的管弦乐的洪流如同无边落木般萧萧而下,仿佛涤荡去所有个人的偏执、狭隘、私欲和杂念后纯净的肃穆和庄严。
Oidipous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圣人,他暴躁而偏狭,却永远保持着高贵的精神。在弑父淫母的神喻最终揭晓时,他选择的是自剜双目后的自我放逐,流亡于旷野和荒山之间,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远胜于后世戏剧中看似高大而凄凉的死亡。 “他这样悲叹的时候,屡次举起金别针朝着眼睛狠狠刺去;每刺一下,那血红的眼珠里流出的血便打湿了他的胡子,那血不是一滴滴的滴,而是许多黑的血点,雹子般一齐下降。”这样的惩罚是怎样的残酷啊。
Oidipous身上至少具有两层值得探讨的悲剧意义。
第一是几乎遍布所有希腊悲剧的“分裂忠诚”。在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如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遵循和执行着神的旨意。当苏格拉底被审判时,他称自己是一只令国家讨厌的牛虻,他内心中的声音一直在指引他,它禁止,但从不命令他去做什么。苏格拉底拒绝越狱逃跑,告诉他的朋友们死亡不是恐惧和罪恶,死亡或像无梦的睡眠,或像另一世界的生活,在那里 他可以不受打扰地与欧尔非或是荷马交谈,而他们肯定是不会杀死一个提问者的。在临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还在和朋友及信徒讨论永生不朽的问题。
苏格拉底成了分裂忠诚的牺牲品,或者说他甘愿为之而献身。当国家利益和神喻或真理,当道德力量和人类的天性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个体选择和抗挣永远带有悲剧的色彩:苏格拉底为了前者而喝下毒酒,Oidipous为了后者甘受不归的放逐。
第二点是几乎所有索福克勒斯悲剧的中心:人的举止行为面对一个为人所无法洞悉的、使人即使怀着最善良的愿望仍要归于失败的某种力量或原则所控制的世界。悲剧从不是无由的轰炸,它的萌芽也许在人诞生之初便开始孕育(如同Oidipous的父母从神喻中知晓自己将死于儿子的手里),或者如同埃斯库罗斯所写:苦难飘来飘去,会轮流落到大家身上。Oidipous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却无以逃脱被揭露的后果。
Wagner曾著文评论Oidipous。他提出个人的本能是一再而直接的表现出来;社会的本质则是习惯,它的观念是一种仲裁性的东西。社会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理解个人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它是由这种本质里产生的,那么它就是一种起着限制和阻碍作用的观点。Oidipous受到个人的侮辱而被迫打死了一个人,我们可以理解和宽恕其自卫的必要性;但当它凌驾于父子亲情(并且这种感情和社会的道德又紧密的连接)之上时,习惯的力量占了上风。至于Oidipous娶了自己的母亲,它毫无疑问地践踏了我们对待母亲的习惯关系和根据这种关系形成的看法。但产生这一结果的恰恰是性爱,这种更为原始的本能具有冲破狭隘樊篱甚至扩展成大规模的人类社会的祸首的盲动性。当Oidipous自觉处于道德社会中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的行为触犯了道德的时候,他为了救赎而毁灭的自己。
由此,Wagner提出,社会忌讳具有强烈的作用和威慑,这种社会忌讳是他们早在行为之前就通过习惯而知道的;而更为要紧的是,尽管他们有这种社会自觉性,仍然发生了乱伦这样的行为,这证明无意识的、人类自身的天性的威力更加强大,更加不可抗拒。“我们要从社会本身来证明个人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是社会的最高的、永远具有创新和振兴作用的财富”------Wagner的结论由此而得出。我们不妨把这种所谓的个人的盲目性理解成一种自由人性,或者说是天赋的人权。对它的承认可以为个体和社会在分裂忠诚中的矛盾的弥补和消痕提供妥协的余地。
如果理解了Wagner对于Oidipous的评价,对于他的洪篇巨著《指环》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由错综复杂的人物组成而演绎的夹杂着冲破社会禁忌的乱伦等情节中,可以寻觅到忠诚和背叛、爱情与抛弃等诸多主题。而其中的最高主旨-----在我看来-----自由天性的具有的毁灭性能量的创造力。那个神界的存在象征着政治国家或社会习惯的力量,而最终冥冥黄昏中的大火是对个体意识摆脱专制走向自然的讴歌。
再回到100多年前,去体会Brahms于作品中的柔情倦愫和感伤叹息,无疑会使人联想起他和克拉拉舒曼间那段畸形的恋情。克制和理性使Brahms面对克拉拉只能永远的保持着精神上的爱恋。那个献给克拉拉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中的慢板如同一首情歌,却始终一波三折,欲言即止,柔美中弥漫着一种惘然若失。精神的弥合和音乐的交流虽然保持着克守和传统,却未始不能不让内省的Brahms对死去的Schumann有一种愧意和思念,也许Oidipous带给他的便是这样一种思索:于是一部整殇肃穆,“托遗响于悲风”的作品诞生了。
忽然想起Tchaikovsky的悲怆。在和安东尼娜短暂的失败婚姻后,他也许应该已经意识到唐突的婚姻不能改变他无法回避的性取向,于是他找到了梅克夫人,那个他生存、创作的支柱以及给予他Plato式的爱情的贵妇。他们长期的信件交流以及由此传输的精神恋情曾一度使一颗颠沛流离的灵魂得到暂时的解脱。对于Tchaikovsky,梅克夫人是一个符号,她标志着他可以在道德禁忌的规束下享有“爱情”的权利(虽然这样无性的爱情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值得怀疑的),但同时又可以不去触及他对异性的衰弱性欲的本能。可是如同Sphinx之于Oidipous,(虽然Oidipous猜出了Sphinx谜语的核心是人而由此获得了尊敬和荣誉,但他终于从Sphinx那里发现屈服于天性的人的可悲性而受到惩罚),当梅克夫人的断交信到了Tchaikovsky手中时,他的精神由此真正的幻灭了。于是,有了悲怆,普遍意义上的精神自杀,或者说是Oidipous式的灵魂自责;再有,就是同性恋事件的东窗事发(肉体的自我放逐),最终在巨大的悲痛中走向了死亡。
剧末的歌队的台词是深刻的:“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它让我时刻保持清醒和奋斗的生活态度。
别林斯基说:对于缺乏基督教启示的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的、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Fatum),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前面,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正如Oidipous,在放逐和流荡的救赎后,是神清气爽的站立起来,伴着闪电雷鸣陧磐于复仇女神为其而开裂的圣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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